都市圈研究 | 全球大都市监测——大都市经济谱写全球未来

六月，有“全球第一智库”之称的布鲁金斯学会推出《全球大都市监测》2018版。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会之一，布鲁金斯的研究议题涉及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在学界和政界都有较强的影响力。《全球大都市监测》是布鲁金斯大都市研究系列报告中的全局性报告，自2010年起已陆续推出5版。该系列报告将全球不同区域不同国别的大都市置于同一视角下，利用GDP、就业量和人口总量三个关键指标评估其经济表现。它聚焦了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数百个大都市的发展状况，让我们认识到，集聚全球如此之多经济活动的大都市地区未来将持续塑造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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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关键环节图鉴

理论上讲，大城市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好的经济稳定性。从规模经济的原理出发，城市会以数量庞大的人口为企业提供充足劳动力、知识库和消费市场；以较强的连通性为企业降低运输成本；此外还为企业共享基础设施提供可能，并且会在乘数效应的影响下越滚越大，直至到达边际效率为零的最佳规模。

表 1. 历年报告大都市整体状况概览

资料来源：《全球大都市监测》

《全球大都市监测》显示，近十年来，大都市正以显著优势成为全球人口和经济的集聚地、增长极。2007到2016年，全世界最大的数百个大都市经济体以占全球20%左右的人口创造了全球约一半的GDP总量（见表1）。2014-2016年，300个最大的大都市从全球10000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带来的就业和GDP增长分别占全球总量的36.1%和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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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象：强势崛起的力量

2018年的《全球大都市监测》中，中国大都市凭借亮眼的经济表现而被予以着重关注，主要表现在：

一、与全球其他区域相比，经济增长水平名列前茅。在2018年的全球大都市榜单中，全球经济增速最高的大都市集中在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排名前60位的大都市中，新兴经济体占据48席；前30位中，中国多达17个。2014-2016年，中国大都市人均GDP年增长率高达7%，远高于全球其他区域（见图1）。

图1. 2014-2016年全球各大区域大都市年复合增长率

二、与没有上榜的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大都市经济增长优势更加突出。从人均GDP水平看，全球大部分地区大都市的人均GDP增长和非大都市地区是较为同步的，而在中国，2000-2016年上榜的大都市人均GDP增长了4倍以上，全国其他地区的增速却微乎其微。此外，上榜大都市与全国其他地区就业增长的差距也十分巨大，2000-2016年上榜大都市的就业量增长了88.1％，而全国其他地区的就业量减少了11.5％。

图2. 2000-2016年全球各大区域大都市人均GDP增长（指数，2000年=100）

图3. 2000-2016年全球各大区域就业增长（指数，2000年=100）

笔者认为，中国的大都市的快速发展主要归因于以下两点：

一是市场经济中，全球化与城镇化的合力。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巨大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使得许多跨国公司的区域性总部和制造业工厂纷纷布局。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2000年到2015年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数从332万上升至1446万人。与此同时，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在巨大的城乡发展差异下迅速向城镇转移，为大都市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劳动力。仅2000年到2015年的15年间，中国城镇人口的数量由4.6亿增长到7.7亿，增长了3亿多，接近美国的全国总人口。全球化、工业化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城镇化提供的劳动力相互契合，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转型，成为推动中国大都市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春节返乡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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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代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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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制度倾斜下，资源的集聚和区域间竞争。在中国特定的体制下，大部分重要资源会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城市到下级城市逐次分配，高行政等级城市具备政策优惠多、财政自主权大、公共服务完善等优势，对人口和企业的吸引力更强。同时，地方政府考虑与其他区域的竞争优势，也会更加关注高等级城市的发展。综上，高行政等级地区往往会在资源争夺中占优，并且在马太效应下与其他地区拉开差距，导致省会型大都市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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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有益：研究的几点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受研究方法和数据的局限性，布鲁金斯的监测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2018年的大都市排名方法较以往有了调整，在人均GDP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两个指标的基础上加入了人均GDP的增长量和就业的增长量两个指标，排名依据的得分依然为各指标标准化数据的等权重加和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体量使其在经济增量的排名中更具优势，可以看到，2018年中国上榜的大都市由2014年的46个增长至103个，其中全球综合排名第三的成都更是以86万余人（2014-2016年）的就业增量遥遥领先。

此外，报告所用的数据除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来自于官方的“大都市统计区”，其他国家多为联邦城市和行政区数据，这其中就包括中国。2018年，全国地级市总量不过300来个，上榜的大都市高达103个，涵盖了胡焕庸线以东大部分人口密集的地市级及以上行政区，因此报告中提到的大都市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差异基本等同于胡焕庸线东西的区域发展差异。同时报告中上榜的周口、榆林等城市并非真正的大都市，而是一个松散而庞大的城乡混合区，城镇化、工业化的潜力更高，就业和经济增长量也自然更大。

图4. 2018年中国及东亚地区上榜大都市分布图

为了更好地促进大都市发展，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研究势必要加强；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更需要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大都市研究。在此，笔者就《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暴露的问题，结合其他已有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对相关研究工作的展开有所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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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一的大都市概念体系

目前，关于“大都市”，国内外尚无统一的界定标准和专有名词，研究的交流存在一定障碍。学术界与“大都市”相关的概念有很多。国际上，较为常见有Megacities、Metropolis、Metropolitan Area，戈特曼提出的Megalopolis，佩尔斯提出的Citistate，以及萨森提出的Global City均与之相关。在中国，城市群、都市连绵带、都市圈、都市区等等说法都常常被提及。一来，这些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经常被混用、误用；二来国内外的概念间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造成了交流的极大障碍。为此，必须深化对相关概念的辨析，例如，什么样能级的城市才能被称为大都市，都市圈的范围到底有多大，都市圈和都市连绵带有无区别等等。

02

明晰大都市的统计口径

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具有“大都市统计区”的概念，这些大都市统计区包括一个或多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内部通过经济和通勤紧密联系。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统计单元均为行政分区，无法与城市实体地域相对应。这就导致了区域可比性较差的问题出现。具体而言，中国的市级行政区内包含了广阔的农村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导致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而美国的大都市区均为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在质不在量。鉴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巨大差异，我们迫切需要城市而不仅仅是地市级行政区范围的各方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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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都市的分区分类研究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优劣不能一概而论。从全球来看，西欧、北美在全球分工中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经济增长质量高；而中国及其所在的亚太新兴地区一直在微笑曲线的中部收获增长，经济增速虽快，却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在中国，从GDP和就业的数据上看，东北和南方沿海大都市均呈现出增长减弱的态势，但这背后的原因亦不相同。具体而言，东北地区面临人口收缩和经济整体放缓的困境，而南方沿海城市更多是受东南亚劳动力市场竞争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冲激。因此，我们有必要分区分类评价大都市的经济表现，从而更有针对性得探究其发展规律。

  结语  

随着空间距离对物质、信息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小，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全球化流动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聚焦中国，103个全球排名前300位的大都市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放眼世界，部分全球城市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国家权力而对世界经济具有了掌控力。

布鲁金斯学会的《全球大都市监测》为我们全面解读了全球大都市的发展态势，也提出了较为深刻的研究议题。在大都市的相关研究中，着眼当下发展，洞察未来机遇，共谋全球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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